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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不会去那里把无为的眼泪流淌
——波德莱尔
1994年,中国音乐界的某一部分忽然集体进入青春期。它们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指代愤怒,一种意指伤感。许多年后,作为众多普通人而言,他们依然将摇滚只定义为崔健、黑豹与魔岩三杰,将校园民谣定义为高晓松与老狼。他们伴随了他们漫长的成长。
一个宏观的概念或许都需要一个宏观的叙事来解释。直到2004年,我们得以清算这段坚硬而辉煌的时光。历史的镜头整整后移10年,1994年便迅速特殊起来。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年后成为一代人对自我身份认定的一种标志。我们纠结于这些过去的事情,似乎在徒劳拉长我们的青春期。当我们下意识地往回寻找的时候,我相信这既是我们对明日的未知,也是对当下的毫无把握。
十年
每一次回首都在让人相信,这些往事已经开始变得渐渐陈旧。1994至2004,时间的迁徙似乎不动声色,少年们长大成人,许多梦想胎死腹中,有些人迅速老去,如一片松脆的树叶。1994年是他们生命充满怅惘的一年,在一张米黄色的扉页上,张楚写道:“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这样的描述带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意味,事实上,这一年身处其中的人并未察觉时间停留的这个端点会有如何不同,春鸟秋虫,毫无惊喜。1994年,有这些音乐专辑出现:指南针《选择坚强》,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窦唯《黑梦》,何勇《垃圾场》,郑钧《赤裸裸》,崔健《红旗下的蛋》、《摇滚北京Ⅱ》、《摇滚先锋(1)》、《摇滚94》、《摇滚冲击波(2)》、《94中国之火》、《中国原创摇滚·壹》、还有《校园民谣1》。1994年一部在威尼斯扬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现,15岁的夏雨拿了影帝。这部电影里有蔚蓝金黄的北京城与一群少年,挥发着淡淡的荷尔蒙,似乎是那个时代对青春的表扬。尽管许多当事人都在不愿意承认那一年对他们而言,会具有什么更多的新意,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成为被集体缅怀的一个象征。
高晓松说的:“那是一个充满剽悍与温暖,风情与才思的是时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时代。”这样的表达如同一出挽歌,充满了对过去的上世纪80年代的致敬,改革开放了10年之后,欲望的渴望与理想主义的自省并不协调,城市陷入一个躁动的季节。
那时年轻的电视节目《东方时空》里出现的《露天电影院》,那些口琴声和光影交错的银幕,出没在城市傍晚的电线杆,铁路,老建筑及树影之下。“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背面。”郁冬这张后来出版于1995年的民谣比较前一年的高晓松系列,大学校园的痕迹已不清晰,它更多体现了一种诚实的城市观察,这种对过往的伤逝显得脉脉含情。而对于张楚,虽然同样敏感,但是他选择了一种黑色的调侃与自嘲的方式。1994年的摇滚粗糙而真诚,虽然稍显佯狂或概念空洞,但是它对未来新鲜声音的普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还很优秀。而后事实证明,我们的等待将十分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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