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所顶尖大学校长探讨：中国模式能圆世界一流大学梦吗

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这9所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它们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的大学，也因此结盟，在2009年组成号称C9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欢迎辞中道出了它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担当，他说：“以这9所高校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肩负着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引领社会发展、担当国家重任的优秀青年。”

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受邀为会议做报告，他谈到了自己“对过去10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到了可以更好地把握规律的时候，到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时候，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在学术领军人物、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他还是乐观地判断：“通过中国模式的发展，我们现在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较好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忍不住向郭主任提问：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有多种标准，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郭新立的回答让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勉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体现中国的元素，打下中国的烙印，你说这是不是中国模式？”他说，“我认为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就是中国模式”。

接下来几位谈到中国模式的大学校长，都没能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或具体的设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寄予厚望，并高调以类似于口号的形式提出。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对中国模式作了大致的限定：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国大学的办学之道，我们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们的中国模式论其实反映了他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心情和试图告别生活在西方阴影下的想法。杨玉良校长就希望中国一流大学能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随西方的状态表示不满。“如果我们不摆脱这种外部价值观的统治，发展中国的大学，就很难改变其依附和从属的地位，而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杨玉良忧虑地说，如此一来，建设一流大学就是空话，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关起门来自我安慰性的东西。

在这位校长看来，突破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他充满激情地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独立自主于西方设立的规范和限制，应该是坚守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舌之鹦鹉。”因此，他认为，对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来讲，除了要争取世界各国大学成功的两大要素：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还要加上“我们自己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列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共性，如若干学科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教师队伍中拥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具有优良的大学精神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每所一流大学都为本国本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说：“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时代，没有超越国界的大学，他们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在于对所在国家实现现代化或者保持强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必须赢得国内的普遍认同，仅从这一点来看，它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用奥运精神真能办好中国大学吗

据袁驷副校长了解，不管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它们能够领袖群伦，都是以本国整体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为基础。“要真正形成中国模式绝不是由中国某个大学的单个形式出现，绝不应该是一花独放，而应该是群体的方式出现。”他说，“因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当前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而模式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并有效地实施，再有一些成效那就是模式。”

C9联盟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其确定的一大目标就是要“联合共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眼里，这不是大话和空话，“只要剖析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案例——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就可以相信我们是能成功的”。

但陈骏反思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中国大学建设发展的条件、资金显然都大大超过当年的西南联大，但今天的中国大学仍然难以超越当年西南联大的地位和影响力，其差距究竟何在？他认为最根本的差距在于，西南联大有支撑着整个大学师生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而现在的大学却缺乏这一点。

他由此指出中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在当今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必须倡导和践行返璞归真的大学文化，才有可能展现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和文化精神，才能与其声誉和社会期望相适应，并让世人受到鼓舞，感到希望，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也才有可能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展现中国大学联盟的整体实力。

这位相信精神力量的大学校长甚至认为，如果能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奥运精神”和“世博会精神”迁移到“C9联盟”文化精神的创建之中，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只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对于一些同仁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作出了冷静的思考，他在会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一种模式作为引领中国大学发展的趋势，这是错误的。他建议大家不要把中国模式的发展作为关注的中心。“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按教育规律办学。”郑校长说，舍此无他途。

由于国情和体制不同，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在中国显然行不通。郑南宁说，世界一流大学是有标准的，但各国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密歇根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的典范，陈骏在谈到来自美国大学的启示时，引用了该校前校长杜德斯达特一段话。他说：“我屡屡被人问到与‘密歇根模式’或‘密歇根秘诀’有关的问题……这所大学对多样性的追求非同一般的坚定与成功；它集公立和私立大学二者之长的混合型筹款模式；它免受政府干涉的强大自治；让密歇根大学有能力去创新，去冒险地对质量、规模和能力这三者非比寻常的结合……密歇根大学把各种特征巧妙结合在了一起，努力服务于一个处于变革中的世界。”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中国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它以1877年东京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但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同时，在短期内就具备了与西方大学并驾齐驱的高等教育实力，至今，日本的国立大学已经产生18位诺贝尔奖得主。郑南宁校长在会上分享了他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的体会，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办学之道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据郑南宁介绍，10多年来，日本国立大学都是文部科学省管辖的一级行政组织，它的校长由政府任命。在法人化改革前，国立大学的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政府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并不干预校内的学术活动。他说，这种完全中央集权似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的“学术群体”在一个规范、清晰的管理下进行，大学自身只需要专心致志做好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等工作，而不用担心经费问题。

2004年4月，日本国立大学正式启动了法人化改革，不再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行政组织一部分，成为独立自主运营的法人实体，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即管办分离。郑南宁说，这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几点启示：一是立法先行，以法律和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在法律的形式下确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并予以保障；二是充分发挥拨款机制的作用，在保证非竞争性拨款的同时，引入有导向性的拨款，实现政府对大学的间接管理；三是在大学内部一定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确保学术自由。